足以護持

夥伴Shan南遷了，第一次以視訊和我們督導，她抱著大黃絨毛狗，靜靜地，在電視螢幕裡，有時聽不清我們說話，有時我們貼著螢幕，才發現她看不到不在鏡頭範圍裡的我們。她適應著新環境，也第一次不再被太多的行政事務環繞，而專心地想著個案議題，關於無法建立更深關係的病人。

「病人都說要靠自己啦！」夥伴Shan說，好像說了一圈，都是客套話，「靠自己」也似把心理師擋在心外。督導Fang把背景從病房拉大，帶我們看一位在市場做生意，義氣型的女性，平時都是生意上利益交換的對話，少有真誠陪伴的經驗，「她說靠自己，但這時不能案主自決，」督導說，「用一個奇蹟問句，問她『當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，對你會有什麼不一樣？』然後從這裡開始深化關係。」

「如果病人想休息，」夥伴Shan再問，「心理師可以做什麼？」

「此時關係建立得如何？」督導回應，「對於客氣的病人，切入的技巧是什麼？就是隨便聊，個人、夫妻、家庭、工作……都可以，就是還不要聊疾病或生命，這樣比較深的議題。如果要一起處理夫妻，要小心互相顧慮；如果病人無法談，可以跟先生談，談太太生病到現在，自己的心情。」

也可以談工作，談工作中珍惜的自己，老成的自己……我們各自在工作中又是什麼樣貌呢？夥伴Jing提出的議題，正好發現自己站入了病人的角色，有「不公平」的替代感，「團隊在生氣什麼？」督導問，「對象是誰？誰是那個代罪羔羊？」堅持不告知病情的家屬，與因此無法告知的主治醫師，成了團隊憤怒的對象。

督導釐清病情告知不只是主治醫師的責任，而是整個團隊的責任，每個人站好自己的位置，就能專業對焦，例如社工師應該將家屬拉近病情告知這件事，「你會害怕病人問你病情嗎？」督導問夥伴Jing，她回應可以引導病人覺察身體的變化，自己的猜測是什麼，有沒有什麼擔心、期待……然後這些訊息可以回饋給主治，讓主治在沒有阻力，更加準備好的情況下，做病情告知。

我延續上次不知病情的年輕婦癌病人，分享我們之間的病情告知，只是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意識清楚的談話，在案母的允許下，我說：「我知道你相信只要撐著，就會撐過去，我也多麼想告訴你，撐得過去，但醫生盡力你，你也盡力了，我不知道時間還有多久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即使是再看一次天空，再吹一次風，再笑一次……」

督導說，這樣的對話，你會一輩子記得的；夥伴Shan在視訊裡，搖搖大黃絨毛狗的手，哽咽著……視訊還是太遠，照顧不到螢幕裡的她，所以我提議下次督導趁她北上時，只是颱風打亂了我們的預期，下次相遇，還是在視訊裡，她認真地提出一位想終止談話的男性病人，即使在運用一些正向、敘事的技巧後。

督導拋出一個問題讓我們思考：會談目標是什麼？以病人來說，他需要哀悼，想恢復自理能力，但已經癱瘓的情況難以逆轉，「所以目標應該是什麼？」督導Fang嘗試引導我們，「一開始介紹基本資料時，說到什麼？對，已婚，這是個重要關係，所以主軸應該是夫妻關係，尤其你已經注意到案妻很累，你陳述時說了一句『把先生丟給我』，所以你應該回過頭支持案妻，回到她的歷程，以及夫妻的歷程。」

夥伴Jing提的夫妻歷程，則是關於背叛與真愛，但畢竟兩個人走到病房相守，所以督導建議以敘事的方式來外化「背叛」，沒有誰是背叛者，只有背叛這件事，那麼這件事像什麼？一把刀子（命名），這把刀子怎麼影響你們？那是什麼讓你包容？那愛怎麼幫助你們渡過難關？……豐富支線故事。

我提的那對夫妻，相守也相愛，衝突是先生不想要繼續下一個療程，而我被照會來鼓勵案主，我的態度是引導案主思考，結論是請主治先不要催促治療決定，給案主一點空間。督導Fang立刻留意到我與團隊的分歧態度，「你們的團隊位置是怎麼樣的？你需要與主治同一個方向，一直到主治的治療進度改變，你才跟著轉，不然病人會錯亂，而且有可能之後覺得自己沒有盡力，反過頭來責怪你，你沒有必要承受這樣的危險！」

督導再次強調這一點的重要性，而第二點一樣重要，就是我在使用小人偶做排列時的處置，「你知道排列有非常強的情緒性，病人是否可以進入？另外在排列裡所看到的，是不多做討論的，而是讓它發酵等等，這些原則你都要夠孰悉。」督導看著我的紀錄，「你在第二次談話就排列，是否太快？如果你只是作為一種表達工具，那不能稱為排列……」督導小心地提醒。

我接受採訪時，很小心不稱為排列，也澄清了並非全然採用治療架構，而只是作為如圖卡般的表達性工具。但我看到錄影片段，呈現我將人偶的手放下來，說悲傷也放下了時，我發現，許多截取之所以被誤會，因為它就是截取。

我甚至在此刻也怠於澄清。而有時也不一定有澄清的機緣。

我才知道督導的擔心。但我真的是憨膽，如果今天不用了，是因為什麼？如果是因為怕被誤會，怕被質疑，怕被耳語……我想我不會停止使用它作為工具之一；如果它不再有效用，我想這項工具也就自然淘汰。

至少我可以肯定do no harm，正因為非現場真人排列，情緒性大大減少，而更看清楚姿態、位置、動力……對我來說，它混合了雕塑、沙箱、表達性藝術的部分元素，加上討論與覺察。而它也並沒有排除其他學派的運用，例如敘事的外化，正可以將案主與憂鬱分開，案主可能將憂鬱放在後面，代表緊緊尾隨的威脅；也可能擺得很遠，暗示情緒封閉，或是故意忽略，或是一種逃離。

這些圖像呼應了「你怎麼跟你的情緒在一起」。對我來說，這個工具本身帶來更多「看見」。我回憶起年初的一次討論裡，督導提醒我沒有準備好的看見，太銳利，是危險的。我想我學習到，讓病人主導要看見多少，如果病人選擇不看見，我只能等待。

像等待一朵花開。

只是有時候，花苞含著，就謝落了。

我也只能學習去，視之為另一種自然。自然無所謂好壞，都是一種歷程。我與病人，都在各自的歷程裡，在某個對話的片段，交錯，錯身。

希望沒有錯過。

如扎西拉姆‧多多說的，當你途經我的盛放。

夥伴和我都希望，護持著一種場域，目睹那場盛放，或謝落。

而我們各自，都在努力茁壯，茁壯地站在病房裡，足以護持。

當下風雨，當下晴

第十三次督導，夥伴Jing加入了我們，先觀察我們的督導方式；夥伴Shan風火地從南部趕回，剛結束一場面試，要開始一場遷徙，我們同她一起振奮，振奮當中又有惶惑與不捨。情感總是複雜的。

我提案的女主角與家人，也在這樣的複雜中。到處轉移的卵巢癌，不太樂觀。在這不樂觀中，家人死命在飲食和活動上膠著，膠著中的脾氣與張力，漫佈著焦慮，而焦慮背後，是說不出的哀傷。

不能說，好像一觸碰，死亡就會靠近。

她不太說話，惡病質瘦得柴骨，一直到開刀前一天，第五次探視，我握著她的手，我才覺得與她連結；之後她隨著精神狀況，時而飄遠，時而與我對望。我為子宮問題去開刀前，與她道別，她說：「醒來後就像沒有開過，就過去了。」

三個禮拜回來後的第一次探視，我與藝術老師邀請她作畫；第二次探視，專師希望我與共照師協助討論放棄急救DNR，她與母親被驚嚇了，凝重不語，只問「醫生為什麼不自己來講？」我協請醫師啟動家庭會議，明確的最壞可能，以及可能外的不可能，在不可能中，我們陪著她慢慢走。

「你第一次看她的時候，自己已經有子宮問題了？」督導Fang先這麼問我，「身為同樣有婦科問題的心理師，看這樣的病人是否會有壓力？」

「我很少在看病人的時候想到自己的問題，私下雖不至於漫不經心，但很少憂慮自己的疾病。」我說。

「好，開刀前你想了些什麼？」督導再問。

「嗯，想到不能生孩子，想到復發。」我說，也不能說想，而是醫師提出的討論。

「不能生孩子，這就夠了。」督導接著說，「在你跟她三十幾次的互動裡，一位年輕的婦癌病人，你沒有跟她談過這麼顯而易見的失落，有沒有可能是下意識地迴避？」

「死亡的威脅太大了，所以關於女性的失落，就無暇顧及了。」我感覺自己好像在辯解。

「你看我們的安寧病人，死亡前幾天，會覺得自己要死了嗎？」督導舉例著，「只要活著一天，死亡就很遠。」

只要活著一天，死亡就很遠。

「她像一個霓虹燈，滅了的霓虹燈。」督導將互動具象化，「你們每個人都圍著她，但是背對著她，沒有人觸碰到這一個失落。」

這個集體忽視，代表的是什麼？我感覺自己已不是旁觀者，回顧1/3以後的互動，我都在處理家庭情緒，圍繞著飲食與活動的張力，我也成為膠著的一部分，而病人絲絲縷縷的心緒，我憶起術後她主動說起的疾病歷程，「像懷孕，我還真希望只是懷孕，生出來就沒事了。」她說。

「還有她安慰你的方式，就像沒開過，就過去了。」督導接著說，「可是你回來了，你過去了，她還沒有過去。尤其你請假前，你們的關係交換了，她反過來安慰你。先前不知道你也有婦科的問題，因為你去開刀而知道了，開刀後你再回來，你們的關係需要重新建立，所以那一次的互動很重要。」

那一次的互動，有許多人，但趁空她問我還好嗎，我說還好，也努力走路，她問還綁著束腹嗎，我說還綁著，不時地還會撕裂痛。

傷口是撕裂痛，傷口外圍因為手術用擴張鉗，都是瘀青痛，整個腹部是痛麻感，還有不時的神經抽痛，加上子宮收縮痛，腸胃絞痛……我沒有往下說這麼多疼痛，但我才知道疼痛有這麼多層次，才知道，病人經歷了什麼。

那一次的互動，好輕。輕輕地過去了，輕輕地我回來了。可她的眼前，還這麼沉重。在這輕重之間，我可以做什麼？在團隊裡，我覺得自己好輕，我開玩笑這叫「份量與斤兩」，你有多少斤兩，就有多少份量。

「在這個個案裡，有許多可工作的地方，都可著力。只有病情告知這一塊不是你去講，講DNR也是共照師去說，頂多病人主動跟你提，你提供同意書。」督導這麼回應，「本來心理在做的東西就很難看到，所以團隊沒有看到是很正常的，不同的專業還是有所區隔，心理的深度要耕耘才會顯現，就是持續去看病人，這是你應該做的事。」

持續去看病人。持續。

就在那週，持續了許多年的讀經班，在老師講到「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」時（《道德經˙十九》），突然老師宣佈無限期閉關修行。剛宣佈時一片靜默，老師往門口走去，方有聲音問「老師不是開玩笑？」老師抬了抬手，在門後隱沒，好似老子出關了，留下什麼隻字片語都不重要了。

也是同一週，持續了幾個月的另一個讀經班，教會姊妹帶讀著「虛心的人有福了…哀慟的人有福了…溫柔的人有福了」（《馬太福音5:3-5》），姊妹解釋虛心是指靈裡貧窮，我想到滿則溢，不同宗教要彼此傾聽不容易，需要彼此都有空間去容納。我突然為這樣的空間感到侷促，主動取消了往後的聚會。

我在想，我會不會有一天在病房，一個轉身，突然覺得這一切的無意義，一個下樓，頭也不回地離開這個場域？ 

講師的閉關，一時間把我們都關在了人間道場，而道場不在佛堂，就在當下，我不知道這個當下對下一個當下是否持續有意義，但我就在當下，持續在當下，就好了。

持續在當下，看病人。持續在看病人的時候，在當下。

在當下，風動，旛動，心也動。在當下，有風，有雨，也有晴。

我在這裡

當個病人是場混戰，戰場卻出奇地寧靜。

住院第一天

聯合服務中心櫃檯，排隊的人都拖著行李箱，像是準備登機旅行，只不過展開的是一趟「非我」的身體旅程，「我」開始被血液、尿液、X光、心電圖、超音波……分離，抽血時鄰櫃交叉確認說「備血！」我的血紅素得在開刀前從7.9往上補，第一袋血不到一半就出現過敏反應：臉頸部的蕁麻疹、扎針手臂痛麻……過敏針注入後，更加暈眩疲憊，醫師這時查房，跟我討論「拿掉子宮的可能」，我聽著切邊清楚與否、復發與症狀情況，藥效讓我十分遲緩地回答：「請醫師判斷，如果有需要的話，就拿掉好了。」臨走前醫師向母親說手術間需要決斷會再與家屬討論。

這時「我」已分解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快記憶不起那天下午那杯咖啡、那本書，那回答住院、實習醫師疾病與家族史的清楚……軟針在手背上隱隱作痛，血一股一股要進到我的身體前，像努力推進著什麼，每一推都痛。

住院第二天

凌晨5-6點灌腸，7:30要送開刀房，醫師臨時有事延到8:30，母親陪著我聊天，我玩笑還沒看到麻醉醫師就已經想睡了，9:00母親握了握我的手，我身上已覆蓋溫暖的被褥，耳邊還聽著人聲，氧氣罩上幾秒手術台上的燈就已模糊……再有意識時手上握著自控式止痛PCA，有人喊著家屬，跟我說「痛了就按。」我醒不來，回病房換床時感覺一丟，痛得大喊一聲，意識斷斷續續，醫師查房時說子宮保留了，只是不同於一般螺旋狀的肌瘤，呈現放射狀，所以超音波下看似腺瘤。

夜半體溫不斷升高，護理師一直要我翻身、深呼吸，說「體溫再高上去，就要培養細菌，你不起來，至少要翻身。」可我身上有點滴、嗎啡、尿管，我翻不了身……

住院第三天

我起不了床，在所有同意書與醫療處置之下，有一個確切而真實的訊息是「你會爬不起來，而且很痛！」我費了所有的氣力，打直了床，但我還是無法坐起，母親怎麼幫我都痛，沒有一張說明書提到「先側身，隨著雙腳緩放，同時用手肘撐起來」，撐起來的我十分暈眩，開始乾嘔，引發傷口更大的痛，我不敢再按嗎啡，是嗎啡的副作用，帶著第一次下床的撕裂感，我彎身坐到椅子上，這是一大步。

護理長來通知需要轉病房，產科轉婦科，後者有床了，她與母親爭執半天後我說「護理長，你怎麼最方便？」護理長握著我的肩說「我都方便，只是接下來會有新生兒入住，希望你到婦科好好休養，我幫你確認單人房排第一順位。」母親匆匆收拾，邊說「把我們趕走……」我在輪椅上暈眩，抗生素加重了噁心感。

換房後我開始發寒，鄰床家屬簇擁著病人聊天，母親在外頭聯繫可能的人脈，說要再等兩天；住院醫師來說要開止吐針，但我對止吐針過敏……醫師查房時我蜷曲在床上，醫師說再開止痛藥，止痛針避開我會過敏的藥性。我彎身站起來，推著點滴架，每一步都那麼艱難，走廊盡頭外的台北市景，是一個喘息，再一轉身，與其他病人錯身，每個人的點滴架上都掛著不同的附件……我們都沒有心力交會眼神。

住院第四天

斷續發燒了一夜，所有的藥物，止痛、消脹氣、子宮收縮，都讓只打點滴的我反胃，護理師早上給藥時說「不可以反胃就不吃藥！」我開始吃點稀飯，每一口都產氣，束腹帶讓氣積在橫膈膜，連呼吸都痛，我無法躺著，只能起身再走，再走，今天的台北看不太清楚，但遠眺的眼光讓人舒緩當下的疼痛。

住院醫師幫我看傷口時，沒有意料棉花棒會引起我這麼大的抽痛，「我才輕輕碰你啊！」他說，幫我換了更強的止痛藥，事後在走廊才有機會解釋我怕癢，肌肉緊張便引發抽痛。他無奈的眼神讓我覺得自己是個麻煩的病人，我也不想這麼麻煩，我給同事報了平安，插管後的氣音稍稍恢復，「能不能幫我轉告她平安？」請假前有個病人掛心我，「她想陪我手術，但當然不可能，請轉告她我走路的時候，都想到她努力走路的樣子。」

那晚我戴著耳機入睡，播放蔣勳唸誦的《金剛經》，伴隨著日本京都永觀堂的梵鐘聲，第一次在術後有休息的感覺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…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……不驚、不怖、不畏……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……

住院第五天

尿管、軟針拔除，護理師還糾正束腹帶上下顛倒了，更換時母親想為我墊一塊布防磨擦過敏，護理師抓著束腹等待，拖長了聲音說「都-可-以」，我趕緊黏好說「沒關係，再說。」起來走路才發現暈眩得很，晚上吐了兩次，才鬧清楚是新換的止痛藥，再給換回原來的止痛藥，卻已經躺了一天。

中午同事給我帶來消脹氣的黃花油，助眠的薰衣精油，以及一封大家寫的「療癒信」祝福，我還起身吃點東西，晚上另一位同事來，我已經暈得張不開眼。術後的出血量在昨晚開始變多，下午醫師查房時判斷是經期，我一算也真是該來了，雙重失血，術前補上的血紅素8.5，似乎離12還有一段距離。

這天有些許人出院，母親一早就在問單人房，回答是「要出不出還不知道」、「已經有醫師先排好了」……害她坐著鬱悶，不如起身幫我買衛生用品，也問到了到房洗頭的服務，我沒看清設備，但總之洗好了，我覺得開心，那一天我還沒辦法自己洗澡，但已可以自己如廁……

住院第六天

暈眩改善，又重新可以走路，開始跟「路人」互動，有一床的女孩跟我一起報到，巧克力囊腫+肌瘤，不用嗎啡，提早出院，年輕恢復得真好。另一床大我幾歲，子宮頸癌，還在做排尿訓練，已提著尿袋小跑步，她說「要運動，好得更快！」她術後十幾天了，一直有運動習慣。另一床子宮全切術後血栓，孩子學著打胰島素，先生說我「我看你走得最勤勞，臉上一副我要好起來的樣子！」

母親對周遭環境愈熟悉，傍晚父親來了一起出去買晚餐，找不到中午撞見的素食小館，給我買了易吞嚥的米苔目，我們在休息室吃著晚餐，反覆討論搬家、時辰、回診……都有著對我身體恢復的不確定感，《說文解字》裡提到「疾」的引伸義「急」：「如病之來多無期無迹」，這無期，是踏著一趟趟的走廊時，感到時間的停滯：無迹，是聽著一床床的病況時，感到不定的變化。

走路時我其實沒有想著「我要好起來」，我在感受，感受身體解組後，又重新復原；感受一張床從窮山惡水，又變為一張床；感受小夜時護理師提醒坐立小心，重新與人連結的溫度；感受突然有護理人員問我「心理師」考試，「我」從面目模糊，逐漸對焦清晰……

住院第七天

準備出院，住院醫師來給傷口清潔，我說我自己撕美容膠吧，我怕癢，你教我怎麼處理就好，他說：「你也在醫院，應該很清楚吧？」我邊壓著傷口邊撕說：「我負責說話，頸部以上。」住院醫師笑笑，輕輕用棉花棒擦拭傷口，我說：「出院感覺像是，不同一個人。」他回：「當病人感覺自己是不同一個人。」

當個病人是場混戰，戰場卻出奇地寧靜，只是一張床，一條長廊。戰事結束後，我疑心自己只是一場思覺失調，腹部傷口的抽痛卻實在而分明。我又換回了住院時寬鬆的吊帶褲，記起術前看的那本《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》，折口那頁畫線著：

　　日本作品中的英雄經常在最後還是回復到以前的生活狀態；然而，他的經歷卻使他在意識上達到了渾然萬物的境界，就像「十牛圖」一樣：第一張是無牛，然後開始去尋牛，到了第七張還是無牛，但境界已經截然不同。

是牧羊少年之旅，是尤里西斯的一天，就像花蓮一年，完成一片海，在我心中，往後走進病房，將有一個病人的靈魂，提醒我的步伐，不輕不重，不疾不徐，有期有迹，有聽著一聲聲沉默的嘶喊，「我在這裡，我在這裡呀！」

也無觀，無觀者

十一月，雲門【白水‧微塵】在台北最後一場，戲劇院的門隔絕了戶外遊行，沉幕拉開流動的立霧溪，黑白山水中Satie寧靜安詳的Gymnopedies鋼琴曲，好似淌洩在舞者身上，隨著立霧溪在投影中切割、拼接、拉近、倒轉……其中一段少有的男男雙人舞，溪水湧動如雲海。

如果【白水】是一種觀看，那麼【微塵】就是遭逢，自然從被注視，到撲身而來，逃躲未能，人在其中掙扎，驚惶，最後謝幕時仍驚魂未定，卻手挽著手，昂然挺立，是人在其境的謝幕，少有的一次。

2014年初秋無垢舞蹈團的【觀】，也是這樣的謝幕，行者在原來的位置上，延續禪動的舉止，側身，彎腰，全場鼓掌，男聲唸誦的〈心經〉仍低沉有力，直至場散都還有一位行者一聲聲打著鼓，進退如一，留戀的觀眾忍不住獨自為他喝采。

我渴望一齣舞蹈，渴望與身體寧靜的對話。

夥伴完成了婚禮，婚前婚後沒有太大的差別，但我們發現先生的包容與細膩，是婚前沒有被描繪出來，平實中的恬淡。督導的父親則在平靜中離世，天空出現了蓮花雲，雲蕊開出陽光，督導停下車來拍照，畫面彷若溝通了兩個世界。

我渴望與身體寧靜的對話，靜靜地傾聽它試圖的語言。

一月追蹤子宮腺肌瘤，已經七公分了，首次醫師建議開刀，並從「通常不會變成惡性」改口「不是一定不會轉成惡性」，每三個月一公分的速度讓醫師開始懷疑。繼續中藥調整、諮詢第二意見，成了決定開刀前的準備。

我靜靜地傾聽它試圖的語言，穿越思緒的雲朵，進入心念的中心。

邁向感冒第五週的久咳，中醫問我「過去有什麼傷心的事嗎？」我想到那場訣別，但那是2011年，四年多前了，疾病線卻說著2012年發現胸部硬塊，13年發現貧血，14年發現子宮腺肌瘤……都是女性特徵，都在說著某種鬱結。

我進入心念的中心，那裡長著一句話：「你不夠美好，不值得。」

藝術老師問我看到什麼？我說在角落的女子，因為男子的離去，就要傷心而終，身邊只有一位婢女。「看著那個婢女的眼神，她的眼神在說什麼？」老師問。同情，我說，女子因而可以站起來，比較有力量。那是魏晉南北朝。

那裡長著一句話，那句話讓我愈來愈虛弱。

被拒絕，被拋棄，被……都讓自己處於無力的被動中，包括被身體背叛，被生命遺忘，病人問我「要怎麼放下？」放下不是一個實際的動作，它充滿複雜的交織，我不時邀請病人用人偶呈現具體的相對動力，督導提醒我「病人說不出來時，有許多方法可以用，如敘事，一下用人偶呈現出來，太銳利，病人不一定準備好看到，反而造成傷害，比較危險。」

督導也有部份提醒我保護自己，因為（家族）人偶排列不是主流學派，而有些爭議，容易遭非議；其中「套用」就是危險的，如果再加上說不清楚這個學派的所以然，更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「你可能用了某個學派而不自知。」督導說，因此概念化便很模糊，說的人、聽的人都模糊。

最終還是要回到：孰悉學派，練習表達，還有加上「身體感」。但什麼是身體感？督導在聽我描述一位拒談的鼻咽癌男病人，突然問我「你很害怕他吧？」我問督導從何感覺我的害怕？「太快了，不像你平常陪伴的步調。」督導說，可能這個病人讓我想起過去相類型的拒談病人，因此恐懼驅使了我的步調；另外一個是督導的經驗，十幾年的陪伴經驗，讓陪伴者在現場的身體感更敏銳，卻又是放鬆的。

督導舉了一個「視野」的例子，她看過去只有一盞燈，另一個人看到除了燈以外的周遭，如同余德慧老師在《宗教療癒與生命超越經驗》所說：「照顧不需要用系統去對待，系統是要創事業、積極的生活才要的。照顧只需要閒散，鬆散，但要有中心。」（頁98，心靈工坊，2014年）

那個「中心感」其實不是要抓取，而是要放掉，也是佛洛依德所說「均衡懸浮的注意力」（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）。夥伴提的案例裡，督導便如此區分專心與專注，專心是努力地傾聽，專注則是放鬆地聽，同時打開五感去感受，如同督導在現場感受到我的害怕。

我也感受到自己，當督導說「危險」的時候，我心中便起了「叛逆感」，另一個案例督導更努力說服我我「太努力了」，督導畫了一個立體三角形：「一個聰明的心理師，不會一次處理那麼多問題，你只處理一個邊，以病人為主，處理他的疾病適應，從生命回顧裡拉出正向的點；你要處理他生命中的和解，與家人的和解，一下就跳到核心，陷入病人生命中的三角。」

在努力與「太」努力，危險與叛逆間，逐漸浮現幾個看到：1.自我膨脹了，好似只有「我」可以處理。2.不相信病人生命中自行的轉化，他只需要見證，被看到，而非「被拯救」。3.沒有覺知的危險是愚笨，覺知下的冒險是勇氣，我需要更清楚自己在諮商時的心念與狀態。

那句話讓我愈來愈虛弱，我卻一直跟病人說你很美好。

在不同醫院工作的腫瘤心理師聚會裡，區分於其他專業，區分陪伴深度，區分諮商成效等的「證明存在」題，時常引發熱議，同儕見證與支持通常佔了大部份，更多的思考留待個人繼續在工作裡驗證，每個夥伴的步伐都不輕鬆，走出咖啡館的我們卻故作輕鬆，欣賞街景與夜深，說不上沉重，卻也心事如麻。

同學聚會裡，隨著年紀，各人也有更多的心事。同學對我的印象仍是感性多過實際，一位好友的觀察更仔細，「你是理性先，再感性，理性上要能先說服你。」我去聽《道德經》私塾課，講師以「無欲而有欲」來解釋「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」，先無欲了，才能感受生命每樣微小事物的美好，因此反而事事有欲有味了。

我卻一直跟病人說你很美好，我其實也是在跟自己說。

講師說服了我，我便欣喜上課；督導說服了我，我便寫出了有味的紀錄。理性在某個程度上，拯救了我，讓我在感受裡得以抽離，去觀看自己，觀看怯懦的自己，觀看恐懼的自己，觀看傷心的自己，觀看生病的自己。

我其實也是在跟自己說。某一部份的我們其實也都是病人。

然而，全然以「心性與病性」或宗教業力的觀點來看，卻忽略實際環境及壓力對疾病產生的影響，有失平衡。一個腦癌的兩歲孩子，要怎麼說他的心性造成疾病？如果我們說某一癌別，特別壓抑，或特別完美要求，但這兩種特質，其實都可見於其他癌別，甚至健康的人，那又要怎麼解釋如此的心性所造成的影響？

而所謂因果，又並非智力所能企及，因果觀卻常給人懲罰感，所以病人會說「就當作在還。」我問「那你還得甘願嗎？」我接觸的基督教徒卻說神不懲罰，而在管教，管教是一種引領，因此「受苦的人有福了」。身土不二，實際層面需要我們重視與改善，同時我會問病人「還有你覺得需要調整的嗎？」病人可能會說本來太急，或說自己有太多擔憂……

光說因果，讓人無著力感，尤其不適合已經感到無力的憂鬱症；光指心性，尤其是被直指，甚至譴責，「你就是太倔強才會生病！」並無助於心性上的調整。眾生皆有習氣，不如回頭看自己，觀看身體，觀看自我，如果「善」是一種心性，那麼「善有善報」成為勸說，就有目的性了，為了善報而為善，這是心性，還是心念？

我們都有心性，與心念，與環境應對，與身體共存，如同【白水】，如同【微塵】，更是【觀】，行者彎腰一緩步一緩步收拾起一顆顆黑石，終場再一寸寸放回，一切各歸其位，彼石卻非其石，其石也是彼石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皆是鏡花水月而已，亦無鏡，也無水，更無花，亦無月。也無觀，無觀者。

只要還有一盞微光

從醫院到另一家醫院督導的傍晚，我坐在大廳空落的連排長椅上，一陣陣湧上淒涼，覺得自己離「人世」好遠，卻又好近，督導的父親病況危險，夥伴的婚禮就要排演，我的身體則在惡化中持平，每天在遲滯的疲弱中，打起精神走進病房。

但最近我覺得走不下去，接連幾個拒談病人，或不耐或客氣請我離開，向團隊回報無法介入的同時，也在累積心理師對團隊而言的「無效能」。這個無效能感，在督導當晚因為幾個院方的連哉問，問到啞然。

第一問：社工師能做心理師所能做，但心理師不能做社工師能做，院內又已有社工編制，為什麼需要心理師？

第二問：志工在安寧關懷上皆有宗教背景，加上年紀與智慧，更契合臨終病人，為什麼需要心理師？

第三問：心理師不能像安寧共照、居家、醫師收健保，無收費又看不到「必須」，為什麼需要心理師？

夥伴很快回應社工師看廣，心理師看深，督導則說寬與廣，在資深工作者身上，都是互為應用的，一時無法深入，就從廣上去試，可談出院，也許就切入了家庭關係；可談疼痛，也許就談出了死亡恐懼；或就是單純陪伴。

「如果願意談，即便有許多悲傷，甚至憤怒的情緒，或至少讓我自言自語，而不是把我轟走，我覺得都可工作。」我說，「至於單純的陪伴，我是這樣一無所知走進病房，就看病人願意坦露什麼，反而志工直指出院、照護等問題，也就直接切入了。」

「你不帶著目的，就是陪伴，這樣很好。」督導說。

「可無法陪伴，因為病人要我離開。」我覺得在打圈。

「那你可以讓這個病人過去嗎？還有這麼多病人。」督導問。

「可回到照會需求，就是無法提供團隊協助。」

「你跟團隊的關係怎麼樣？關係好的話，團隊應該在你挫敗的時候，給你呼呼手，而不是將出不了院、決定不治療的責任加在你身上。」

「是沒有責怪，而是在照會上覺得心理師可協助溝通……」我不知道要怎麼繼續形容工作現場，只好下了個結論，「功能不彰，就會可有可無。」

此時我們在一家便利店，離開了醫院的冷清，坐落在某種陌生的溫暖裡，心理師可不可能是這樣敞開，而穩定的存在？只是讓病人知道，這裡有盞燈，當你需要的時候，你可以靠近；你或可瀏覽回顧，或可複印輝煌，或可傳真思念，或就是，坐看入空。「我甚至夢到醫院的心理師前輩，夢到我準備好多案況要請教他，」我想起近日的夢，「我在想如果是他，一定可以處理得更好。」

　　「前輩做了許多冰山下的工作，你提的照會情況就像冰山頂端，是難處理的，但你的案源不只是照會，你可以主動去看病人，冰山下的工作累積久了，就可能冒出頭被看到。」督導回應，「你曾經有被看到的經驗嗎？」

　　「有，而且都是同一位主治。」我的回憶出現朦朧的光輝感，「那一次我剛跟一位病人談完她父親幾年前過世的悲傷，做了觀想，此時主治查房，病人指著我對主治說，她療癒了我，我覺得好放鬆。」那位主治同時是我的主管，因此給我許多肯定，可我覺得自己不符合那樣的肯定，那肯定是預想十年後的我。

　　「你要相信你的主管，他看人的眼光很好。」督導也進入回憶，「回想十年前的我，也是什麼都不懂，許多話題不敢跟病人開啟，因為怕自己承接不起來，現在則什麼都能談，而且談話是我工作中最輕鬆的事，因為就是在聽故事。雖然對你們而言我很資深，但我每次聽更資深的前輩談個案，那是……更藝術的，我就知道自己還有許多進步空間。」

我在想是否有些拒絕，是因為病人看到我無法承接？例如我的語氣過於輕巧，可能因為我還在試探，因此還沒有相應病人的沉重感？或是在等待護理、灌食的過程中，家屬奇怪我怎麼還在，我也不自在起來？可能我的肢體、口氣與眼神，已經透漏我無法承接的訊息，因此病人在僅有的力氣中，也懶得花力氣了？

我的血紅素，常被取笑比癌症病人還低，也被擔憂隨時暈倒的危險，更被勸說要定期輸血。血紅素是活力，我的身體如果嚴重缺少這樣的力量，我的心理也無法強大，因此「打起精神」走進病房的我，病人也能如是感受。

病人的敏感度，常常反映在互動中，夥伴提出的「界線」議題，便是在握手、擁抱的要求後，再進一步有更「討愛」的肢體動作，「我開始覺得不自在，甚至有點慌張，」夥伴回憶互動現場，「我在想這是不對的，自己是不是在一開始就沒有拉好界線，以至於會演變成這樣？我開始拉出界線後，之後再聯絡，對方就明顯有距離感。」

　　「你一定讓她覺得很溫暖，所以才會覺得可以親近。」督導回應，「你還是可以再給她一個擁抱，讓她知道界線在這裡，但我覺得這裡面沒有一定的對錯，病人給你一袋地瓜葉收不收？一盒水果呢？你的狀態不一樣，界線也會不一樣。」

　　「我先前受過心理動力的督導，」我分享實習經驗，「以心理動力來說，沒有投射就沒有改變，也許個案這樣的索求姿態，反映了親密關係，或如果你覺得她像女兒對媽媽，反映了母女關係裡的議題，那麼你對她這樣的索求，所產生的感受，也反映了她索求對象的感受，現場你希望把她扶起來，也就是希望她更獨立，但是她沒有辦法，這裡面有很細膩的互動可以探索。也許下次你跟她再有機會互動，可以跟她坦露你的感受。」

督導說起以前對病人每天來找覺得很不自在，現在可以很自在跟病人說「你如果來兩次都找不到，那天就不要再來了。」這個自在也包括以前總覺得談話內容要「重口味」，現在一盤番茄炒蛋，也能很有滋味。一起陪病人澆花，信手一句「你很會照顧人吧？」就談出了生命亮點。病人邊說「不想跟你談」，邊在涼亭上坐了下來，其實是想談，而怕談，再把割腕的手一遮，督導問「很痛吧？」談話也就開啟了。

督導隨時都有「番茄炒蛋」案例，也許是我嚐不出番茄簡單而清甜的滋味，因此沒有把握住最即時的鮮美。至於錯過了，我則要學習將目光看向整片果園，而不是每一顆果實，這是我主管的視野，如同他承接病人的感激，與抱怨，我也要學習在他人「無效能」的眼光中，安住我自己，扎實地繼續看病人。

走出便利店時已將近午夜，稍早在店外不斷向四方舉手求拜的一個路人，被人潮沖散在不知何處，夥伴和我將祝福化為與督導的一個深長的擁抱，這是我們的第十二次督導，在已經入秋的城市裡，我們不再因營業時間遷徙，我們安身在便利店裡，願自己也像一座發著微光的屋子，讓人休憩。

2012年結束遊戲治療的一個小四孩子，一直問我「我可以在FB找到你嗎？」雖失望但在倒數的某回治療，他手捧著這朵自己做的紙蓮說要送我，這是他面對難言的感受所可表達，也以這朵蓮為督導的父親祝禱。

坐看天光

我一直在找月亮。督導前一週的每個晚上，我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，喝著珍珠奶茶，想著明天該要換一個什麼姿態，接近某個拒談病人？

督導那晚，我又點了珍珠奶茶，督導說：「今天我們從看到了什麼，所以做了什麼評估與介入，這樣的脈絡來談好不好？」聽我說完案況，督導接著問：「社會資料像一幅畫的背景，你看到了什麼主軸？」

「孤單感。」我說。

「這麼純粹？還有其他的什麼？」

「可能也有失落、憤怒，但最深的是孤單感。」

「你從哪裡判斷他孤單？還有他知道自己孤單嗎？你又怎麼判斷？」

「他用痛躲在自己的世界裡，我不確定他的自我覺察，他可能不願意看。」

「那他願意你看到嗎？一個黑道大哥會接受同理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那他需要什麼？」

「需要尊敬。」我重述一段第三次的接觸裡，我以同理表達的尊敬，尊敬病人的內在智慧。

「這段非常琢磨的話，他接收得到嗎？他的教育程度？如果是國小，我怕他聽不懂。你一下就看得非常深，孤單感，那可能是他最深層的感受，但不容易一下就觸碰到，你可能要以非常表淺的層面先接近他。」

夥伴提出先談對嗎啡的抗拒，例如是怕上癮？怕失控？還是怕與死亡連結？那麼過去經驗、內在恐懼，都可能可以帶出。這個部份共照師談過，包含對安眠藥的抗拒，是不想失去控制感，因此由控制感著手，讓病人對用藥有討論空間。

「談疼痛是一種方式，」督導接著說，「你看到的孤單感，像是最底部的珍珠，可是你觸探不到，上面是一層層的岩石，可能要像Z字形一樣，順著談下去。如果你是我的心理師，我會覺得最內在受到震盪，你就像是山水畫，而這位病人是水彩畫，你們要怎麼產生對話？」

督導指著茶館兩側牆面的巨幅掛畫，山水畫裡有一位駝著行囊的獨行者，這是我看到的病人；督導看到病人是另一位推車者，車上有不少貨物。可是要我改變我的語言，像「大ㄟ，這杯珍珠奶茶給你啦！」怎麼都不像，不像到督導與夥伴都笑了。

「那就讓你這幅山水畫，足以震懾，即使不懂，也感受得到那震懾的力量。」督導提出談話以外，非常靈性的方式，「或是讓這幅山水畫不斷出現，成為視野的一部份。」

成為視野的一部份，我也曾經每天只為跟病人打招呼，讓「午安」成為日子的一部份，可是這位病人，在第五次拒絕後，我決定不再勉強。「五次，夠了，這個夠了是什麼？」督導繼續探問，「是對病人而言夠了？還是對心理師？或是對關係？回到照會原因，怕病人輕生，這是護理人員的擔心，心理師擔心嗎？家人擔心嗎？有擔心才有動力，也才有談話的可能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能第一次接觸，就會跟護理人員說病人沒有談話意願，也不用擔心病人輕生。」

也許第一次接觸後，我更該支持的是護理人員，該舒緩的不是病人的疼痛，而是護理人員對他的惱怒，護理人員在照護上更能接近病人，病人愈有尊嚴感。尊嚴感不是由談話獲得，而是由照護身體當中感受。

那麼我在為難自己什麼？因為我看到，光是我會來看病人本身，就帶給護理人員紓壓的感覺，好像是「我們一起來對付這個難搞的人！」在另一個憤怒病人身上，我讓護理人員理解病人的心理歷程，因此病人的憤怒雖向外投射為質疑、挑戰，但實際是對自己身體的憤怒，帶著這份理解，就比較不容易被病人的憤怒牽動。

「那麼對他說的生氣的話，我可以說什麼？」護理人員問我。

「我相信你可以針對不同情境，發展你自己的方式，來回應他。」我在護理站給小夜班的護理人員心理預備，「如果是我，特別是談到與父親的關係時，我會跟他說，你存在，就已經夠好了。」

護理人員的眼中泛出淚光。當我們進入故事的脈絡，同理是油然產生。夥伴提出的議題，便由敘事的脈絡進入，抓出病人的主軸是「活著」的議題，即便在發病前，這樣的議題就一直存在，夥伴在病人不穩定的情緒狀態中，把握她穩定的時候跟她談「愛自己」，我想我會由「安全感」切入。

「如果這是社區諮商，我會鼓勵你們從這根本的角度著手。」督導引發我們思考後回應著，「可是醫療諮商，考量照會原因和時效，就直接從『活著』著手，外化這個問題為『活著是怎麼影響你？』再來命名『這些影響你會給它們什麼名字？』」

夥伴提出這些用語的「不生活化」，語言的問題再度被提出。我想到以人偶排列的方式，一個人偶是自己，另一個人偶代表「活著」，兩者間的位置與移動，具體而直接。我曾與國小教育程度的病人做排列，病人至今仍能記得排列的畫面。

最後的畫面，如同會談的整理與收拾，都有一種和解與力量。

「在敘事治療裡，下一個步驟可以是解構，有什麼解構的句子？」督導提問時，我們從已經關門的茶館，移動到教堂的聚會空間，我望著十字架發呆，想不出來。「真的都還給老師了，」督導笑，「可以問病人『你認為活著是什麼？』討論活著的定義，裡面可能也有矛盾、非理性思考可以被挑戰。最後還可以問奇蹟式問句。」

督導說了一個案例：看似和樂融融的一家人，丈夫照顧癌末的妻子，孩子都請假來陪，但是妻子卻說想早點走，為什麼？夥伴說妻子不想拖累家人，我說妻子可能對丈夫有憤怒，督導說她問孩子「父母親以前的關係怎麼樣？」答案是不好，因此孩子的請假實際上是為了「保護媽媽」，至此案情豁然開朗，「但是要怎麼轉？怎麼問奇蹟式問句？」督導問。

「如果會有個奇蹟讓這狀況有些不同，你會怎麼發現到的？」夥伴說。

「如果有一天你們不用這麼保護媽媽，那會是什麼情況？」我說。

「我的奇蹟式問句，」督導說，「就直接問如果媽媽走之前有奇蹟發生，那會是什麼？孩子答媽媽會很平靜地走，那要怎麼平靜？孩子突然哭說不知道要怎麼接近父親，這時以家族排列的脈絡來說，會說要跟誰學？」

督導問我，知道我有接觸、運用家族排列，這時我們又從鎖門的教堂裡，移動到外頭起風的公園，街口不知從哪冒出的人潮，我再度答不出來。「跟媽媽學，」督導自己繼續，「跟媽媽學著怎麼親近爸爸，兒子也可以跟爸爸學怎麼親近媽媽。因為這個學，媽媽的活著也就有了意義。」

我發現督導的談話脈絡清清楚楚，就因為這份清楚，建立在學理裡的基礎，所以很快可以有評估以及與團隊溝通的架構。我則是在每次談話後，才在紀錄裡摸索這份架構，也就是我做了什麼，但不是很清楚我做了什麼，因此也不是很清楚發生了什麼。

我走過山水，才回頭看足跡；督導則是每個步伐清晰，清晰地在當下，又融入當下。這在歷程中的了了分明，是正念，不是正向負向，而是清楚地，在。

在公園長椅上的每個夜晚，除了珍珠奶茶的滋味，我不是很清楚自己要思考什麼，我一直沒有找到月亮，可是透過四方伸展的小葉欖仁，在愈坐愈黑的夜裡，我可以看見黑，黑得透光。

分別如是

這是一次超時的督導，午夜前11:30，督導仍精神奕奕，夥伴與我則是放空，掏空，還在填空，填的是督導的提問：來到這領域的初衷？

夥伴有許多委屈是關於社會化，我最大的社會化撞擊已經發生在花蓮，2010年，出自於我對花蓮有過多的期待，所以我是失落在自己的期待中。

與花蓮無關。這份撞擊還在試圖幻化成長篇小說《山海魅》，當機緣成熟。

我對醫療，對諮商的期待，希望自己是一個可以融入，並著力的角色。可是這不容易，因為醫療看「成效」，看著有效才會繼續「使用」。

以我提出的團隊討論逐字稿來看，督導看到我呈現的每字一句，背後都建立在實際的會談、觀察與評估，交代了原生家庭、精神疾病史、因應方式及目前的介入，督導覺得問題不在呈現的內容，而在呈現的方式。

「團隊對個案的什麼最有興趣？」督導問，我說躁鬱，夥伴說怨，「對，怨，如果是我，我會先說與原生家庭的怨，吸引團隊的注意，再帶出這份怨與躁鬱、因應的關係，最後再說我的評估與介入。如果說還有什麼要補充的，就是這對夫妻本來的互動關係怎麼樣？還有接下來的會談重點會是什麼？如果還可以談三次，你會想要著力在哪裡？」

我想一部份是對原生家庭的怨，一部份是夫妻關係，事實上我在督導當天才藉著家族排列，一起帶到這兩部份，前頭先邀請案夫看太太這幾天爆發的憤怒，連結到他的自我認知「做不好」，此時邀請案夫家排，呈現的其實是「不願意擔起責任」，一直到他與代表母親的土地有連結，才顯得較有力量。

力量是與責任在一起的，愈有力量，愈可以負責；或相反，愈願意負責，愈有力量。

夥伴與我的責任和力量又是什麼呢？夥伴的工作項目愈來愈多，呈現失焦的狀態，連帶在督導裡也跟著失焦，回憶起來一片空茫。空忙，是夥伴的感覺吧？只好鼓勵自己撐過一個月，又一個月，看看情況是否會改善，看看是否還能夠做些什麼，看看……

相對於夥伴的空忙感，我比較多的感受是失落，總覺得無法融入團隊的討論，呈現我這部份所做的，或說即使呈現了，團隊也可能不覺得有所助益，督導說：「團隊可能與你有不一樣的看法，那麼就把它當作不同的訊息，還是可以引導團隊看到夫妻之間除了怨，還有在此時此刻的不離不棄，即使怨，還是沒有放棄彼此，心理師不是一直都能夠看到正向嗎？這就是很寶貴的一面啊！」

我想相對於團隊期待的「心理奇蹟」，目前平實的心理介入，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信任，不過這種「使不上力」的失落久了，不自覺有了憤怒。

「你自己說出來了，」督導說，「我覺得是有憤怒的，這憤怒裡面有什麼？」我想是「被否定感」，好像心理介入「可有可無」，即便是精神科醫師也曾跟我說「我不知道心理支持與陪伴可以做什麼，我的訓練就是治療。」另外夥伴說得好：「每個人對心理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它不像生理有明確的數字。」也沒有迫切如生理需求，因此可以「眾說紛紜」，因此可以「沒有結論」，因此也可以「不了了之」。

沒有一個專業，是這麼抽象。社工師可以申請下補助，營養師可以調整配方，共照師可以改善疼痛，但心理師，是病人情緒改善的推手嗎？病人可能因為有補助了，營養夠了，不那麼痛了，而「自然」情緒好轉，心理師的著力點在哪裡？團隊常有的回應是「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，像你一樣，可以聽他說。」心理師，成了很有時間跟病人聊天的專業，但聊天的過程中做了什麼卻很難呈現。

也常聽到的回應是「心理師好好喔，只要跟病人聊天。」但聊過的人一定知道，這不好聊，這不是閒話家常，即便是閒話家常，也要帶到生命議題。

在一個小夜班的晚上，病人、家屬與我走到一個非常張力的場面，家屬嚎啕大哭，本以為要收止了，沒想愈哭愈厲害，裡頭有好多委屈；在場的人沉默地忍耐著，我問病人「你理解太太的眼淚嗎？」再邀請家屬「你的眼淚在說什麼？」前者寡言，後者宣洩，要在這樣的不平衡中繼續對話，這不是聊天。

那天的張力過後，幾十年的關係開始轉動，家屬後來跟我說：「謝謝你讓我有機會說出來，你的引導給我的幫助很大。」不過夫妻關係不會就此「甜蜜和樂」，生死即便讓一切「前嫌盡棄」，還是很容易回到舊有互動模式。

所以心理介入到底做了什麼？又達到了什麼？每一次的探視後，我都告訴自己，不要太興奮，既非好也非壞；也不要太沮喪，既非壞也非好。每一次的探視，就是每一次的互動，不執著好的互動，也不厭惡壞的互動。

也是如此看待團隊互動，看待每一個遇見的人，看待每一次聽見的話。

這份督導紀錄成了一趟督導後的自我整理，並再回到投入癌症關懷的初衷，如同余德慧老師為《西藏生死書》所寫的讚序：

　　終究我們還是會回到「瀕臨」的現場。感通生死才是人活著最終的心靈療癒。因此活著本身即是瀕臨。至此，我們從《西藏生死書》轉出，而皈依了瀕臨。

至此，我們從分別轉出，皈依如是。